一般人的印象赵匡胤留下的宋朝是积贫积弱的，其本人则是孱弱的，就连一代伟人毛泽东都说“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”，其实赵匡胤在清代思想家王夫之看来并非孱弱，一点也不“稍逊风骚”，而是历史上的善治之君。王夫之早就在《宋论》中为乐动体育揭示了这一点。
    王夫之早就思考研究为什么“宋既无积累之仁，又无拨乱之绩，”而赵匡胤能够受到“如狂之乱卒”推拥“弋获天下大位”呢？其实赵匡胤即位以后一直“降德于民以靖祸乱”，为了达到“降德靖乱”的目的，赵匡胤“兵不血刃而三方夷，刑不姑试而悍将服，无旧学之甘盘而文教兴，染掠杀之余风而宽仁布”，也就是说他不用军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就平定了天下，不用刑法管理就能使猛将顺服，没有像中兴商朝的甘盘这样的贤臣一样能搞好礼乐法度，亲身感受了抢劫杀戮所留下的恶劣影响而对百姓宽厚仁慈，所有这些并不能说明赵匡胤是性格孱弱的，王夫之却恰恰认为其“固宜为天下之君”，认为赵匡胤君临天下，都是“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启迪之”，上天对其的“陟降“也就是神灵的暗中保护，使赵匡胤“启之，牖之，鼓之，舞之，俾其耳目心思之牖，如披云雾而见青霄者，孰为为之邪？”“佑之者，天也；承其佑者，人也。于天之佑，可以见天心；于人之承，可以知天德矣。”上天启迪保佑着赵匡胤，使其能够以拨云见日的聪明睿智从来不做邪恶的事情。那么上天所降于赵匡胤之心到底是什么呢？
    上天降于赵匡胤的是“惧”，赵匡胤最终能够统一天下，宋朝传世百年的盛治，正是由于赵匡胤的“惧”，即“恻悱不容自宁之心”，在于赵匡胤的怵惕不宁，赵匡胤的恐惧警惕表现在其“权不重，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；望不隆，不敢以诛夷待勋旧；学不夙，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；恩不恰，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”。赵匡胤内心的忧思抑郁、难以安宁来自于他对自己的正确认识与判断：权力分量不够大，所以不敢用军队来威吓劫持远方的百姓归顺于他；声望不够大，所以不敢来诛杀消灭有功勋的旧臣；学识不是天生早就具备的，所以不敢以个人的聪明来轻视天下读书人；恩威不行，所以不够用严厉的刑法来对待官吏和百姓。因此赵匡胤“惧以生慎，慎以生俭，俭以生慈，慈以生和，和以生文。”由于戒惧而生谨慎，由于谨慎而生勤俭，由于勤俭而生慈爱，由于慈爱而生和气，由于和气而生礼仪，于是赵匡胤虽无赫赫之功而能不自废，无积累之人而能不自暴，“承天之佑，战战栗栗，持志于中，而不自溢”，所以王夫之认为其并非孱弱之人，而是宜为天下之君。
    赵匡胤所走的为君路线不是“德薄而道必穷”，而是“由心而发为仁政”，在五代残暴的格局中赵匡胤以一介草莽而能君临天下，他凭借的能为是什么呢？其权不重、望不隆、学不夙、恩不恰，看似没有坐天下的一技之长，而开创了宋朝的百世基业，正是由于他“染掠杀之余风，怵天命之不恒，感民劳之已极”，他对于百姓所处于的水深火热感同身受，能够“行其心之所不安”而“恤其久远”，所以赵匡胤在治理天下的具体行动上能够做到“厚柴氏，礼降王，行赈贷，禁淫刑，增俸禄，尚儒素”，以自己的仁义之举而达到了“天下丝纷之情，优游而就绪；瓦解之势，渐次以即安”的善治。赵匡胤的善治“皆因其心”——“惟心之绪，引之而愈长；惟心之忱，出之而不妄”，正是由于赵匡胤“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，而行之自简也”。赵匡胤的善治出自其善心，他始终对苦难的百姓表示同情，一直满怀着不忍之心而“降德靖乱”于百姓，最终走的是与苛政、暴政、虐政相反的德政、仁政、贤政的治国理政路线，承天应命开创了赵氏江山，成为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的一代贤君。

（作者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副主任）